编者按：2025年8月8日，2025乳腺癌夏季论坛·北方沙龙在青岛盛大启幕。会议首日，创新药物、跨界诊疗等主旨报告引发广泛思考与讨论。江苏省人民医院殷咏梅教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海波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王树森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罗婷教授座客《肿瘤瞭望》，结合大会内容，分析了乳腺癌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现状及未满足需求，指引中国创新药研发及落地的发展方向，为提升中国科研成果在国际的影响力提出了宝贵意见。

王海波教授：对于三阴性乳腺癌（TNBC）而言，免疫治疗已成为标准的治疗策略之一。基于KEYNOTE-522研究，免疫治疗为TNBC新辅助治疗带来了良好的治疗效果。然而在临床实践中，CPS评分的测定、免疫治疗药物的可及性等都是临床应用的瓶颈所在。幸运地是，如江泽飞教授领衔的TORCHLIGHT研究等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并发表了相关数据，代表着国内免疫治疗药物逐渐兴起，为临床带来了新的选择。当更多免疫治疗药物进入TNBC一线应用后，也期待其能进一步丰富早期乳腺癌的治疗选择，并解决可及性问题。

 

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曲帕双靶是其治疗基石，早期阶段的TCbHP方案新辅助治疗、晚期阶段的曲帕双靶和大小分子双靶治疗是标准的治疗选择，改善了患者的生存。在抗HER2治疗的发展中，近期DESTINY-Breast09研究显示了抗HER2抗体偶联药物（ADC）德曲妥珠单抗（T-DXd）联合帕妥珠单抗在晚期一线治疗中取得了较曲帕双靶方案更好的疗效。作为外科医生，我们希望这种在晚期表现优秀的方案能够早日应用到早期新辅助治疗中，填补治疗空白。

 

对于激素受体（HR）阳性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是临床主要的治疗手段。随着CDK4/6抑制剂（CDK4/6i）成为晚期一线标准治疗方案，我国自主原研的CDK4/6i也在大批涌现，在确保治疗效果的基础上丰富了治疗选择。在此背景下，我国民族企业也在开发CDK2/4/6抑制剂，在带来更好疗效的同时，降低了毒副作用。再者，HR阳性乳腺癌在精准治疗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如针对PAM通路变异的mTOR抑制剂、AKT抑制剂、PI3K抑制剂等相关进展如火如荼，针对ESR1突变的口服SERD类药物也在不断突破，为乳腺癌精准治疗开拓前行。

 

因此，未来在乳腺癌的治疗中，我们应更多关注精准治疗的发展，以获得更多新的思路。

 

殷咏梅教授：过去这些年，乳腺癌的免疫治疗多以化疗为联合搭档，ADC的发展为免疫治疗的配伍带来了更多可能，比如：Trop-2 ADC戈沙妥珠单抗（SG）联合和免疫治疗的ASCENT-04研究、江泽飞教授领衔的SG联合免疫治疗于国内开展的ASCENT-C04研究、由我担任中国Leading PI探索芦康沙妥珠单抗（SKB264）联合免疫治疗一线应用于TNBC的MK-2870-011项目等，将为未来改变免疫治疗配伍决策奠定循证医学基础。

 

在内分泌治疗方面，CDK4/6i已成为HR+/HER2-乳腺癌一线、二线的标准治疗选择，也是中高危患者强化辅助治疗的用药选择。近期一篇文章引发了我的思考——在临床实践中，是否有必要对早期患者予以CDK4/6i强化辅助治疗？我认为，该人群是否能够从强化辅助治疗中取得获益，仅仅靠3-5年的短期随访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关注长期的复发、转移、副作用、耐受性等方面的影响，毕竟在内分泌治疗的基础上加用CDK4/6i会增加经济负担，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毒副作用发生率。此外，对于HR+/HER2-晚期乳腺癌患者，如PI3K抑制剂+CDK4/6i+芳香化酶抑制剂（AI）的三药联合方案取得了一定进展，双抗ADC乃至三抗ADC药物也在研发，似乎对于晚期阶段的治疗方案都在采用“做加法”的治疗思路。我特别认可江泽飞教授多年前提到的“细水长流，延年益寿”思路。将多种药物联合应用是否一定能够为患者带来生存质量的提升？是否能够带来更长久的生存获益？联合治疗方案是“越多越好”，还是“less is more”？以上都是临床医生、企业研发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在精准治疗方面，乳腺癌持续走在前沿，如首个抗HER2靶向治疗药物最早应用于乳腺癌，后来逐步扩展到HER2阳性胃癌、尿路上皮癌、肺癌等实体瘤。大家耳熟能详的靶向PAM通路精准治疗、靶向BRCA突变的PARP抑制剂等，推动乳腺癌进入精准治疗时代。未来，我们期待能够基于通过NGS检测所发现的突变靶点，开发更多靶向药物，惠及更多乳腺癌患者。

 

王树森教授：众所周知，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中国年新发病例数已超过40万，疾病负担非常重。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乳腺癌的疗效在不断提升，但仍有巨大未满足的临床需求。而创新，恰恰是解决临床需求的重要途径。在我看来，创新药的研发分为几个层次，第一是新靶点发现、新理念革新的突破性创新，将为疾病诊疗带来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是基于现有靶点的进一步创新，如提升抗HER2治疗效果等。第三是生物类似药、Me too药物等，对临床诊疗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国内的民族药企而言，创新的理念和模式是一致的。但我认为，我们要配备高超的研发团队，从更基础的层面做起，深入探索疾病发生发展背后的规律，研究未被满足临床需求的内在本质，最终转化为临床创新，带来突破性的疗法。特别期待国内药企能够在此方面取得突破，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

罗婷教授：创新药物的研发包括创新靶点、创新药物和创新方案。因此，在研发过程中，要从机制出发，寻找新的靶点，探索老药全新的组合。近年来，我国的国家政策、医保覆盖等方面为创新药发展予以了极大支持，药企、专家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带来的创新药物或创新方案最终也反馈到了临床实践中。我们看到，诸如民族药企正大天晴正在CDK2/4/6抑制剂、抗HER2双抗等方面不断完善布局，非常期待未来能够取得好的结果，为患者带来获益。此前，国内许多创新药物都来自国外，需要借鉴欧美人群的数据；如今，随着民族药企创新药物的发展，越来越多临床研究的数据源自中国人群，为中国的临床实践提供了更强的循证支撑，推动《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CSCO BC指南》）等指南共识更快地将其纳入推荐。在强大的科学支撑下，中国的数据、药物正在走向海外，惠及全球患者。我常常同患者讲：不要盲目迷信原研、进口，很多国外的药物也来自中国，国家批准的药物都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临床研究流程和数据支撑，可以放心大胆使用，最终也会获得很好的疗效。

 

王海波教授：此次会上，殷咏梅教授和我共同主持了主题报告环节，其中金春林教授对“创新药国谈准入及落地政策的思考”问题详细阐述了国家政策及其执行特点，国家机构、社会药房、商业保险等对创新药落地的支持等内容。在临床实践中，各个医院的落地细节病不一致，包括哪些药物优先入院、双通道药物应用、患者选择、超适应证用药等问题等。

 

对于医生而言，首要考虑的是国家政策要求的底线。比如对于超适应证的应用，说明书的把控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要结合指南、临床经验以及患者的需求综合考量，比如我们医院会通过多学科诊疗（MDT）讨论来确定是否需要启用超适应证用的药特殊通道。此外，对于双通道药物，哪些需要进院、哪些需要患者去周围药店自取，我们也会在政策指导下，尽可能地满足患者需求。这些问题的根本工作，在于通过国家政策或国内企业，推进更多创新药物进入临床。毕竟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物在可及性、可支付性层面，能够提供稳定的应用基础。

 

总之，利用好国家的政策、利用好我们的专业水平、利用好政策在各地正确落地执行细节，将之组合起来，将使得更多创新药物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罗婷教授：会上我们认真聆听了金春林教授的讲座，意犹未尽。正如王海波教授所言，“守住底线，合法用药”。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处在国家对创新药物落地政策的下游执行阶段，如何将好的药物提供给合适的患者，有许多因素需要考量，但在临床用药中，我们最终的底线还是说明书，这是毋庸置疑的。说明书是国家对创新药政策落地的最大依据，既是指导用药、医保报销的条件，也是对医生合理用药的依据性指导和保护。

 

如今，诸多临床研究、科研数据的发展既多且快，不断迭代我们对药物的认识，但说明书的更新是难以迅速跟进的，需要非常多的步骤。在此背景下，尤其是优秀的循证医学证据出现、指南推荐更新之后，临床医生就会纠结是否可以超适应证用药的问题——即当前的“最优解”。如王海波教授所言，每家医院对于超说明书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提出相应的申请，经过对政策和MDT的系统梳理，部分情况下是可以超适应证用药的。也许有些同道还会考虑超适应证的合理用药是否能够进入医保，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目前的政策法规并不支持医保报销，因此需要和患者讲解清楚。未来，可以在保障疗效的基础上，再继续探索是否有相应的政策去覆盖此方面的支出。

 

在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中，金教授强调了真是世界研究的重要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RCT）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而RCT未覆盖的人群能否获益，真实世界研究（RWS）可以做到有效补充。希望各位乳腺癌专家能够积极开展RWS，一起解决临床常见问题。同时，若各中心有较好的真实世界数据，也可以汇总到一起解决问题。最终通过RWS反哺临床，汇总反馈至国家政策层面，将有可能推进医保的覆盖，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殷咏梅教授：《TBCR》从创刊至今的6年间，已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如何提升《TBCR》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创新药的影响力，我认为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开展相关工作的。在今天的《TBCR》编委会会议中，我建议应该邀请更多行业专家担任编委或为杂志投稿，包括创新药物早期研究结果，或跨领域专家的重要成果。正如此次“北方沙龙”中第二项主题报告是澳门理工大学檀韬教授汇报的医工交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内容，为我们带来了很大启发。目前，很多乳腺癌专家还是聚焦乳腺癌手术治疗、药物治疗，但随着行业的发展，未来需要有更多跨行业的结合。期待未来有更多药企、医工交叉领域的专家能够与肿瘤界、尤其是乳腺界的专家携手同行，共同为未来的医学发展贡献力量。

 

王树森教授：杂志期刊在提升中国学术影响力的作用非常重大，一份好的期刊可以影响医疗实践、提高教学水平、科研水平。早年间，在期刊很少的年代，每当《JCO》出刊，我都会第一时间读一遍，以了解最新进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整体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像《TBCR》等期刊已经站上了国际舞台，并取得了1.4分的影响因子，为中国期刊在国际上塑造了更高的起点。

 

在提升《TBCR》影响力方面，我非常认可殷咏梅教授的建议。一个好的期刊，必须对临床医生有用，能够为临床实践带来改变。虽然最有可能改变临床实践的文章是指南或共识，但杂志所遴选的应该是广受大家认可的指南或共识。目前，《TBCR》刊登的指南共识多是中国专家牵头制定的，期待未来进一步扩大中国指南的国际影响力，也期待未来能够吸引更多国际指南共识在其中发表，让期刊受到更多国际同行的认可。再者，更好的编辑团队、更多的国际交流都会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声誉度，其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提升我国创新药影响力方面，不仅要推动创新药物获得国内认可，也要获得国际认可。因此在创新药物的设计、研发和临床研究过程中，整个过程要被国际同行所认可，甚至可以让国际同行共同参与到我国领衔的全球临床研究中。

 

中国创新药的国际化任重道远，但无论是中国期刊还是中国创新药物，如今我们都站在了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阶段，未来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为世界带来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