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ESMO大会公布了monarchE研究与NATALEE研究的长期随访数据，进一步巩固了CDK4/6抑制剂在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地位。monarchE研究7年数据显示，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不仅持续改善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期（IDFS）和无远处复发生存期（DRFS），更获得了显著的总生存（OS）获益。NATALEE研究的5年数据也显示出瑞波西利在IDFS、DRFS方面的显著改善及OS的积极趋势。这些长期数据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更坚实的依据，也引发了关于治疗标准、人群选择及未来方向的深入思考。本期肿瘤瞭望《乳事大咖说》栏目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邵彬教授特邀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马力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烦繁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姚静教授，围绕CDK4/6抑制剂在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最新进展与临床实践展开深度对话。
编者按：2025年ESMO大会公布了monarchE研究与NATALEE研究的长期随访数据，进一步巩固了CDK4/6抑制剂在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地位。monarchE研究7年数据显示，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不仅持续改善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期（IDFS）和无远处复发生存期（DRFS），更获得了显著的总生存（OS）获益。NATALEE研究的5年数据也显示出瑞波西利在IDFS、DRFS方面的显著改善及OS的积极趋势。这些长期数据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更坚实的依据，也引发了关于治疗标准、人群选择及未来方向的深入思考。本期肿瘤瞭望《乳事大咖说》栏目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邵彬教授特邀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马力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李烦繁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姚静教授，围绕CDK4/6抑制剂在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最新进展与临床实践展开深度对话。
邵彬教授：大家好，这里是肿瘤瞭望《乳事大咖说》专栏。本专栏主要聚焦于临床的热点与痛点，实时更新循证医学证据，同步全球视野，为临床寻找最优的解决路径。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三位乳腺癌领域的专家，分别是马力教授、李烦繁教授和姚静教授。三位都是我们乳腺癌界的青年才俊，在业内享有很好的声誉。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年ESMO会议上公布的两项重要研究：一个是monarchE研究，公布了其7年的IDFS和OS结果；另一个是NATALEE研究的5年随访结果。这两项研究都是针对HR阳性、HER2阴性中高危患者进行CDK4/6抑制剂辅助强化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monarchE研究中使用的阿贝西利两年治疗，还是NATALEE研究中使用的瑞波西利三年强化治疗，都显示出IDFS的一致且持续增长的获益。monarchE研究7年的IDFS绝对获益达到6.5%，OS的绝对获益达到1.8%；同时我们也看到NATALEE研究5年的IDFS获益达到4.5%。随着这些循证医学证据的发布，临床对CDK4/6抑制剂强化治疗的认同度越来越高。随着更多证据的公布，对于早期HR阳性HER2阴性中高危患者的强化治疗，在临床治疗中有哪些新的启示和意义？我想请三位专家进行圆桌讨论。首先有请马力教授。
马力教授：好的，非常感谢邵彬教授的邀请和刚才的提问。正如邵彬教授刚才谈到的，这次ESMO会议上公布的monarchE研究7年随访以及NATALEE研究5年随访结果，引发了大家极大的关注。从这次公布的数据来看，我个人认为CDK4/6抑制剂在高危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领域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可以说，从治疗理念、获益人群到临床治愈的基本概念，这三个维度都给我们带来了根本性的重塑。首先，这些数据构建了一个内分泌治疗联合CDK4/6抑制剂的新型标准治疗框架。既往对于高风险人群，我们主要强调内分泌治疗，但传统内分泌治疗对于高风险人群在远期复发风险的矫正上还是有所欠缺。很多患者在用药5年到10年之后，仍然会出现疾病复发转移，甚至出现死亡事件的情况。
而这次的monarchE研究显示，阿贝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不仅使患者的7年IDFS绝对值提升了6.5%，更带给患者显著的OS提升。NATALEE研究也提示，瑞波西利的使用可以带给患者5年IDFS的获益，并且这种获益还可以覆盖淋巴结阴性的高风险人群。这些数据进一步提示我们，对于临床实践中具备高风险的患者，特别是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内分泌联合靶向治疗的模式应该是我们的优选策略。
第二点，这些数据也重新推动了我们对高风险人群定义的精细化拓展。既往我们谈到高风险人群总是强调要有淋巴结转移，但这次monarchE研究还是聚焦淋巴结阳性患者，而NATALEE研究的一部分适应人群是淋巴结阴性但又合并高复发风险因素的患者。因此，这种从淋巴结阳性到淋巴结阴性高危的获益人群覆盖，意味着我们在临床实践中需要重新考量高风险人群的基本概念。在分析患者是否属于高危人群时，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淋巴结状态这一个细节，还要结合患者的意愿、肿瘤的生物学特征等多方面因素。
最后，从临床治愈的目标实现来看，这些数据带给我们两个核心提示：一个是长期获益的持续性为临床治愈提供了关键支撑；另一个是转移风险的控制让我们从临床治愈那里找到了核心突破口。总体来看，这次的临床数据带给我们的启示非常大，相信会帮助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更好地向患者推荐合理的治疗方案。
邵彬教授：好的，非常感谢马力教授。马力教授充分肯定了CDK4/6抑制剂在辅助强化治疗中的重要价值，同时也特别提到，从目前的治疗来看，尤其是NATALEE研究中淋巴结阴性和阳性的患者都能看到进一步获益，这说明对患者综合的风险评估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那些淋巴结阴性但仍然存在高危因素的患者，我们也看到其复发概率较高，通过强化治疗可以进一步提高患者的IDFS获益。未来我们确实需要对这些风险模型进行进一步评估，为这些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治疗方式。再次感谢马力教授。
下面有请李烦繁教授，想听听您对刚才这个话题的想法和建议。
李烦繁教授：好的，谢谢邵彬教授的提问。刚才听了马力教授的分享，我非常有同感。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辅助治疗领域正在逐渐走向临床治愈。我们看到，在内分泌治疗的演进过程中，CDK4/6抑制剂的加入带来了新的突破，从monarchE研究中我们看到总生存获得了获益，IDFS的绝对获益也显示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从今年公布的monarchE和NATALEE研究来看，我们至少看到两种不同的CDK4/6抑制剂在高危人群中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对于高危人群的临床推荐和患者使用来说，证据相对来说更加充分了一些。
其次，我觉得NATALEE研究覆盖的N0人群更广泛，这部分是monarchE研究没有覆盖到的，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我们在很多数据中看到，一部分N0伴有高危因素以及N+、N1伴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其远期复发风险不容小觑。虽然这些相对较低危的人群未来能否继续从CDK4/6抑制剂获得远期生存获益还需要拭目以待，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获益的苗头。
对于高危因素，目前公布的monarchE结果还只是队列一的结果，实际上在队列一的结果中我们并没有看到Ki-67的介入。我们非常期待Ki-67队列2结果的融入。在临床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危险因素，例如患者的年龄、ER低表达等其他风险。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覆盖更广泛的风险模型来精准识别哪些人群能够从药物中获益，以及高危风险的判断模式，我想未来还需要进行更多探索。
最后我感受到，辅助治疗人群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很高，所以对这些患者的治疗是锦上添花。在生活质量的管控方面，这两种药物的不良反应也需要我们临床医生在工作中运用智慧来进行安全性选择和管控，确保患者既有生活质量又有疗效。当然，安全性管理还有很多细则，我们应该在用药过程中或在患者管理过程中落实到位。
邵彬教授：感谢李烦繁教授。在疗效方面大家都有非常一致的认同，这也是目前临床多数专家都已经肯定的结果。OS数据的公布让大家更加有信心，我们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索，特别是对患者OS获益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下面有请姚静教授谈谈对这个话题的看法。
姚静教授：非常感谢邵彬教授组织这次非常有意义的圆桌讨论。从monarchE和NATALEE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辅助强化治疗。CDK4/6抑制剂的加入带来的获益明确。monarchE研究，7年的数据报道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乳腺癌的复发高峰，第二个高峰就在7年左右。从这个数据来看，第二个复发高峰已经被覆盖，显示出很好的IDFS和OS获益。
使用两年的CDK4/6抑制剂就能给患者带来如此明确的获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这么大的人群，能够带来非常明确的改善。我也比较认同刚才李烦繁教授所说的，对于早期患者，我们在关注其生存时间、IDFS获益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些患者需要长期口服CDK4/6抑制剂两到三年，其副反应的管理，特别是长期的白细胞减少，都是我们必须应对的问题。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副反应，包括患者出现脱发。我不知道各位专家在应用CDK4/6抑制剂强化治疗时遇到多少患者出现脱发，但在我们这里，脱发、皮肤过敏、肝功能不良都有发生，甚至还有患者出现肾功能不良。今天上午半天的门诊中，我就接诊了好几个这样的患者，出现肾功能不良和肝功能不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现在治疗确实带来了很好的获益，但在获益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长期治疗过程中可能给患者带来的困扰，思考如何管理这些问题。
包括用药剂量的问题，我们也看到阿贝西利是150mg，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患者根本无法耐受150mg，最后只能用100mg来完成治疗。还有患者因为白细胞下降停药，但阿贝西利是不能随意停药的，有的患者停药一周后指标仍然不能恢复，这确实会影响整体疗效，值得大家思考。
总体来讲，CDK4/6抑制剂的好处不少，但需要面对的问题也不少。包括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在CDK4/6抑制剂使用过程中，也有患者出现快速进展，这类患者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原发耐药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对AI耐药还是对CDK4/6抑制剂本身耐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邵彬教授：非常感谢姚静教授。姚静教授除了肯定疗效外，还特别强调了副反应管理的重要性，包括肝损伤、腹泻、乏力、肌酐升高等这类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所以在这类药物广泛应用的同时，我们在提高疗效的同时，确实需要更精细化的副反应管理。同时，CDK4/6抑制剂辅助治疗对后续治疗的影响也可能比较大。从monarchE研究可以看到，对于复发患者，化疗的比例明显升高。这说明在HR阳性HER2阴性治疗药物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更加精准选择的过程。
感谢姚静教授的分享。在刚才的讨论中，我特别注意到马力教授分享了总生存获益的证据。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monarchE研究中，即使到了长期随访，实验组的IDFS也只有77.4%，这意味着接近25%的患者出现了浸润性疾病的复发。结合您谈到的复发风险，请您谈谈目前对于这些高危患者，我们还有很大的需求来进一步降低患者的IDFS。对于这种情况，想听听您在实际工作中对CDK4/6抑制剂的考量，以及对高危患者新型治疗的临床研究有什么想法。
马力教授：谢谢邵彬教授。这确实是一个临床热点话题。目前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可能面临多种CDK4/6抑制剂的选择。当然，仅就我们今天讨论的早期乳腺癌治疗而言，可供选择的药物还是两种或三种。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我个人通常以循证医学证据为核心依据，同时结合患者的个体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具体来说，首先，长期且稳定的疗效数据应该是我们选择药物的首要前提。这次monarchE研究的7年随访结果在我看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研究显示，患者的7年IDFS达到77.4%，较单纯内分泌治疗提升了6.5%，我认为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更重要的是，研究还展示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OS数据。这对于以临床治愈为目标的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一种突破性进展。
其次，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及其风险因素来选择，这些因素会影响我的决策。正如刚才两位专家谈到的，对于早期HR阳性和HER2阴性患者的风险评估涉及多个维度。除了淋巴结数量外，其他因素如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Ki-67指数等都可能影响患者的复发风险评估。以monarchE研究为例，其覆盖的人群是淋巴结阳性患者，要么大于等于4枚淋巴结，要么1到3枚淋巴结合并某些确定的高风险因素。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对于符合monarchE研究入组标准的患者，结合这次公布的数据，这应该是我们积极考虑选择药物的依据。
最后，正如姚静教授谈到的，患者的耐受性和依从性也会影响药物治疗效果，当然也会影响我们对药物的推荐。目前在临床实践中，不同的CDK4/6抑制剂有不同的安全管理策略，也表现出不同的不良反应谱，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加以考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阿贝西利主要以腹泻为不良反应形式，在临床实践中，对于那些本身就合并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还是要慎重考虑。总的来说，基本的逻辑是：只有患者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并且能够规律、按时服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物的作用。
邵彬教授：非常感谢马力教授。在我们拥有更多循证依据的同时，对患者的选择仍然需要紧密联系群体证据基础，结合患者的一般状况、身体状况以及药物的可行性等情况进行综合选择。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副反应管理的不断提高和患者的依从性非常重要。感谢马力教授的分享。
刚才马力教授特别提到了风险因素需要进一步综合评估。实际上我们也关注到，目前入组的临床研究主要基于肿瘤大小、淋巴结是否阳性、Ki-67指数、肿瘤分级等指标，以及一些现在并不特别常用的基因检测。但毕竟这些因素是我们认定的相对风险因素，在临床中我们也观察到，比如年龄、ER表达比例或脉管癌栓等情况也会影响内分泌治疗的选择。想听听李烦繁教授在临床实践中对这些其他因素有什么考量，请您分享一下。
李烦繁教授：感谢邵彬教授的提问。其实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对ER表达情况还是比较关注的，这在指南中也有指出，我们在临床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对于ER表达在1%到10%的低表达人群，目前的内分泌治疗可能不是最佳获益选择，所以在制定这部分人群的治疗决策时需要更加谨慎。
回到临床研究，我们看到monarchE和NATALEE研究的入组人群特征都是以ER和PR大于1%为界限，并没有把ER值提高到某个特定水准。当然，我们也很想看到研究中对ER低表达人群的分组和归类结果，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临床疗效数据的报道，其实我们很关注这部分人群。至少从现有数据来看，两个研究的入组人群都是ER、PR大于1%即可入组，但我们希望未来这两个大型III期研究能够公布ER、PR在1%到10%人群的结果。
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就我个人选择而言，对于ER、PR在1%到10%的人群进行强化治疗时，我可能会更加注重从安全性角度考虑。年龄其实也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我们还是要回到临床研究。在monarchE研究中，年龄入组的更多是40到65岁之间的患者，占比一半以上，而小于45岁和大于65岁的人群都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比例。所以对于更多低龄、更高危的人群，以及大于65岁的高龄、并发症较多的人群，我们需要通过真实世界研究来补充数据，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大型研究给出相关结论。
至于脉管癌栓等因素，在临床中我们还是会考虑这些危险因素，虽然在指南规范和适应证中没有明确将这些患者纳入适应证，但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是以规范治疗为主，特别是辅助治疗，应该按照药物的使用适应证来指导治疗决策。如果患者仅有脉管癌栓，没有合并其他如淋巴结转移等情况，我们可能不会力推CDK4/6抑制剂治疗。
邵彬教授：非常感谢李烦繁教授对低表达人群的详细阐述。入组人群确实是大于等于1%的患者，对于低表达患者获益可能偏低，虽然能从内分泌治疗中获益，但是否需要进行强化治疗以及获益是否与高表达患者相似，可能还需要等待更多更新数据。同时，对于年龄、脉管癌栓等不同危险因素，我们需要进行区别分析，还是要依据现有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感谢李烦繁教授的分享。
下面有请姚静教授。姚静教授刚才特别分享了副反应管理的经验，想请您就不同CDK4/6抑制剂在临床管理上的经验展开谈谈。
姚静教授：好的，感谢邵彬教授又回到副反应这个话题。刚好今天是我的门诊，所以对这个问题感触特别深。因为我们门诊量比较大，CDK4/6抑制剂又是常规口服药物，副反应管理确实比较突出。
前几年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阿贝西利的腹泻问题，这是有目共睹的。腹泻发生率可能在40%到60%以上，不知道是否与地域有关，在湖北地区，几乎服用的患者都会出现腹泻。有些患者腹泻严重到完全无法坚持治疗。由于当时阿贝西利是唯一被医保认定可以报销的药物——在湖北，只要淋巴结阳性、Ki-67大于20%都可以报销——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其他选择。
现在有了瑞波西利，其在湖北省的报销范围是N2以上患者，所以对于N2以上的患者，如果实在无法耐受腹泻，我们只能进行替换。很多患者就会问：如果阿贝西利服用一两个月后因腹泻更换为瑞波西利，那么疗程是按照阿贝西利的两年计算，还是按照瑞波西利的三年计算？我也不知道各位教授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确实缺乏药物切换的数据。但很多患者因为腹泻确实无法坚持，有的患者因为腹泻体重下降20多斤、30斤的情况都有。不知道各位教授在临床中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腹泻，还有患者出现电解质失衡被送去急诊的情况。这是阿贝西利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也确实给管理带来很大难度。
后来我们不得不让护士和医生保持电话通畅，告诉患者一旦出现严重腹泻要及时联系我们。但很多患者对腹泻的认知有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到水样便、站不起来才算腹泻，这时才告诉我们，那时已经很难处理了。即使我们给患者配备了洛哌丁胺，他们也不会轻易使用，患者对治疗腹泻这件事似乎没有特别重视。不过经过这几年的患者宣教，情况有所好转。我们会告诉患者，一旦出现大便性状改变就是信号，如果大便次数增多、性状变软可能就是腹泻的征兆，如果出现水样便就一定要立即使用洛哌丁胺干预。现在通过提前干预和持续的管理宣教，情况好了一些，但确实还是有些患者难以接受。
瑞波西利获批后，腹泻情况明显好转，特别是对于之前有胃肠道症状的患者。对于N2以上的患者，我们不会首选推荐，会让患者自己选择阿贝西利或瑞波西利。实际上很多患者听说阿贝西利只需服用两年，瑞波西利需要三年，还是愿意选择阿贝西利，因为他们觉得服药时间短一些更容易接受，除非确实无法耐受。
但不管是阿贝西利还是瑞波西利，中性粒细胞减少和白细胞减少都比较常见。在管理上，下级地市级医院的医生在患者带药回去后，遇到白细胞低、中性粒细胞低就给患者使用升白细胞药物，导致下一个周期服药时出现重度骨髓抑制的情况还经常遇到，这也是个较大的管理难题。我们也会提前向患者宣教，如果出现白细胞降低，不要先让当地医生使用升白药，一定要先咨询我们，或考虑暂停用药。患者一停药就会担心会不会复发，这增加了我们宣教的难度。
除了这些，还有之前提到的肾功能异常和肝功能异常。肝功能异常还好处理，我们一般会给患者使用护肝药物。如果出现2度以上、3度的肝损伤，我们会让患者停药，只要能恢复，还是会让他们恢复正常剂量继续服药。但如果不能恢复，我们只能降低剂量，比如从原来的400mg逐步降低，不是一下子降到一天一颗，而是可能两天吃三片，观察能否适应，等恢复后再恢复到一天两片的治疗模式，或者让患者停药时间稍长一些。如果出现非常重度的肾功能异常，我可能不敢继续用药了，不管哪种CDK4/6抑制剂，我可能都不太敢给患者使用，不知道其他教授是否赞同。
对于常见副反应的管理就是这样。还有一些心脏问题，虽然以前认为CDK4/6抑制剂可能会有心脏问题，我们定期监测心电图，发现大部分患者对心脏的反应还好，起码在中国人群中，我的临床经验中没有看到特别多出现这种反应的。
我还对NATALEE研究中探索性的ctDNA监测比较感兴趣。当患者ctDNA阳性时，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我非常期待其ctDNA的报道。当ctDNA被清除时，治疗是否能让患者更获益？或者如果患者基线ctDNA阴性，CDK4/6抑制剂的应用是否能带来获益？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但这次应该没有披露，我想可能需要等一两年才能看到结果。
NATALEE研究数据中预设了N0患者的亚组分析，这次5年的数据显示，其亚组分析因为是预设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对于N0的高危患者，我们看到其HR值下降非常突出，我的印象中其HR风险降低非常明显，相比淋巴结阳性患者更有优势。我记得淋巴结阳性患者的HR是0.773，所以我认为对于N0患者，如果结合ctDNA监测，对于N0但有高危风险的患者，是否其ctDNA也会有更高表达？因为其后线获益很明确，我觉得这是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对于N0患者，不一定因为肿瘤负荷偏低，其高危因素可能也决定了复发风险，所以加入CDK4/6抑制剂后，这部分患者的风险确实明显下降，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
邵彬教授：感谢姚静教授的详细分享。对副反应我们首先要重视，通过分类管理，不论是首先进行减量还是进行副反应管理，总之需要一个规范的过程才能保证患者安全。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谢谢三位专家。
邵彬教授
北京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
主任医师，副教授
M.D.Anderson访问学者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益先锋
北京健康促进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乳腺肿瘤青年学组委员
中国医促会乳腺疾病分委会常委
北京医学会北肿瘤学分会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协会精准靶向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分会青年委员
北京性腺轴疾病防治研究会委员
马力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病区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乳腺外科专家工作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学组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河北省医师学会外科医师分会乳腺学组组长
河北省肿瘤防治联合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河北省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李烦繁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
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肿瘤学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肿瘤四病区主任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青年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专家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患者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杰出人才
安徽省医学会医学科技专家库肿瘤学专业中青年突出专家
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肿瘤学分会新靶点药物学组副组长兼秘书
安徽省临床肿瘤学会青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安徽省临床肿瘤学会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安徽省临床肿瘤学会肿瘤心脏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安徽省抗癌协会家族遗传性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姚静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肿瘤中心、乳腺肿瘤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肿瘤学博士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乳腺肿瘤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异质性与个体化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肿瘤中西医整合专委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分子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多学科MDT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转化医学委员会常委
湖北省医学生物免疫学会乳腺肿瘤专委会主任委员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52号